1996高考本科率_1996年高考本科线

1977年-1982年：1977年高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率5%；1978年高考人数610万人，录取40.2万人，录取率7%；1979年高考人数468万人，录取28万，录取率6%；1980年高考人数333万人，录取28万，录取率8%；1981年高考人数259万人，录取28万，录取率11%；1982年高考人数187万人，录取32万，录取率17%。这5年中，刚开始录取率特别低，81年后逐步恢复上升了，报考人数也是逐年降低，所以录取率就高起来了。

1983年-1987年：1983年高考人数167万人，录取39万，录取率23%；1984年高考人数164万人，录取48万，录取率29%；1985年高考人数172万人，录取62万，录取率35%；1986年高考人数191万人，录取57万，录取率30%；1987年高考人数228万人，录取62万，录取率27%。

1988年-1992年：1988年高考人数272万人，录取67万，录取率25%；1989年高考人数266万人，录取60万，录取率23%；1990年高考人数283万人，录取61万，录取率22%；1991年高考人数296万人，录取62万，录取率21%；1992年高考人数303万人，录取75万，录取率25%,。这几年的录取率都是20%多，比前几年录取率少，主要是报考人数增加了。

1993年-1997年：1993年高考人数286万人，录取98万，录取率34%；1994年高考人数251万人，录取90万，录取率36%；1995年高考人数253万人，录取93万人，录取率37%；1996年高考人数241万人，录取97万，录取率40%；1997年高考人数278万人，录取100万，录取率36%。1997年实现了百万录取人数，可谓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

1998年-2002年：1998年高考人数320万人，录取108万，录取率34%；1999年高考人数288万人，录取160万，录取率56%；2000年高考人数375万人，录取221万人，录取率59%；2001年高考人数454万人，录取268万，录取率59%；2002年高考人数510万人，录取320万，录取率63%。1999年高考录取比例超过了50%，又是一个里程碑，这也是扩招较多的一个年代。

2003年-2007年：2003年高考人数613万人，录取382万，录取率62%；2004年高考人数729万人，录取447万，录取率61%；2005年高考人数877万人，录取504万，录取率57%；2006年高考人数950万人，录取546万，录取率57%；2007年高考人数1010万人，录取566万，录取率56%。2007年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又达到一个高峰期。

2008年-2012年：2008年高考人数1050万人，录取599万人，录取率57%；2009年高考人数1020万人，录取629万，录取率62%；2010年高考人数946万人，录取657万，录取率69%；2011年高考人数933万人，录取675万，录取率72%；2012年高考人数915万人，录取685万，录取率75%。

2013年-2018年：2013年高考人数912万人，录取694万，录取率76%；2014年高考人数939万人，录取698万，录取率74.3%；2015年高考人数942万人，录取700万，录取率74.3%；2016年高考人数940万人，录取705万，录取率75%；2017年高考人数940万人，录取700万，录取率74.46%；2018年高考人数975万人，录取715万，录取率73%。这段时间录取率都在70%以上。

2019年-2022年：2019年高考人数1031万人，录取820万，录取率79.53%；2020年高考人数1071万人，录取967.5万，录取率89.75%；2021年高考人数1078万人，录取1001.32万，录取率92.89%；2022年高考人数1193万人，录取1118万，录取率93.7%。2021年录取人数超过了一千万，又实现了高考的新突破。

2023年的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考生和录取人数都会突破1000万人

从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要解决以下教育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1）加大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重视高等教育而相对忽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投入远远大于初、中等教育，是若干年来我国教育的不平衡的最主要的表现。1996年我国学前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生均日常教育经费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是6%，12%，67%；而同年，韩国这一数据分别是17%、13%、6%，日本为17%，19%，14%。[7]这种重心倒置的投入偏向与教育投入的实际效益形成反差，因为事实上基础教育投入效益最大。高等教育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之间也没有形成合理的“金字塔”比例结构，如我国2003年本科与专科录取比例是1：0.93，本科与研究生招生比是1：0.15，致使研究生在做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做专科生的事，专科生干中专生的活，而中级技工却紧缺，造成教育浪费。我们建议，要加快大学转制的力度，把相当一批公办大学转为民办，原来大学的经费在转制以后主要给基础教育的学校。

（2）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中国农村的义务教育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农民的子女不能接受优质教育，学习的内容严重与社会实际脱离，教师的水平比较低，教育的基本实施也不能得到保证。我们认为应该由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为主保障农村教育的基本经费，尤其是在财政非常困难的地区，县级财政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当地教育所需要的基本费用的。

（3）取消文理分科，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我国大文科比例偏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大文科比例达60%以上，我国仅在33%左右[9]，而现代社会第三产业（对应于大文科）发展迅速并成为国家产业结构由低向高转变的重要标志。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在全国使用的中学，几乎千篇一律地是理科学不下去的人在学习文科，学习文科不是出于兴趣、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一个不重视社会科学的国家，一个文科学生没有地位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科学决策、人文精神方面取得真正的成就的。其实，儿童的许多才能是在大学以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如钱伟长是大学二年级开始从文科转向理科发展的。太早的分科，可能让我们损失了一大批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和真正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师。文理分科，还加剧了应试教育的效果。由于文理分科，理科知识开始越来越难，考试的难度开始越来越大，因为这样才能区分学生的学习水平。所有的理科学生都要开始学习那些他们一辈子根本派不上用场的东西 ，少数学生就成为绝大多数学生陪同学习的对象。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没有文理分科，我们的自然科学发展就会落后，美国的中小学理科知识比我们简单得多，为什么他们的自然科学反而比我们发展得快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让那些真正有理科才华的学生通过学习选修大学暑期课程等方法，让他们学得更多、更快、更好。

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总体上，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人才数量不够，教育质量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2001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左右（1990年是6年左右），而世界一些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则约为：美国13.4年、爱尔兰11.7年、韩国12.3年、菲律宾9.4年。2000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为3611人（1990年为1422人）。为建设小康社会，2010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专科及以上学历者要求达到7000人以上，到2020年，达到13500人左右；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1年。2003年我国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7%，刚接近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17.8%，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已达61.1%。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而1998年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80%和26%。1998年，我国从事科研的人数，每万名劳动力中仅为8.4人，而同期日本为80人，美国为74人。[8]这就要求我们跳出教育看教育，从宏观上统筹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5、改变教育增长方式，树立可持续的教育发展观。

近年来我国教育发展主要是以规模扩张、粗放式发展为主，以质量为代价换取教育超常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过实际承受能力，教育投入跟不上发展要求，2000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量达到3849亿元，但是相对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需要，缺口仍然巨大。在 “普九” 中，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为达标而达标，弄虚作假，教育严重负债。以湖南为例，2002年教育负债达31.75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负债25.3亿元。安徽农村教育目前负债约20亿元，这部分债务绝大部分是在前几年实施“两基达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9] 即使在经济发的达温州苍南县，至2002年4月，全县教育负债总额近2亿元，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负债1.25亿元，36个乡镇中有32个乡镇的中小学均系负债运行，“累累负债几乎使不少中小学濒临关门”。[10] 高等教育扩招5年之后，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达到17%（1995年只有7. 2%， 1993年之前则一直在4%以下），各类高等教育学生人数1900万。[11]但是由于相应投入不够，正在给高等教育质量带来严重挑战。

在教育改革方向上，我们提倡与国际接轨，但相对忽视了本土的教育优势和教育特色。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现代与后现代的夹缝之中，教育发展应当是在追赶和超越之间选择平衡。但我们大多以模仿为主、以西方教育为标尺，教育改革和教育批判的话语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企图采取一种批判、“革命”、“中断”的模式短时间内革除所有教育弊端，却丢弃自己既有的教育“个性”。相反，西方却在学习中国，而我们的所学，人家正在抛弃。一位美国教育专家说，“不要盲目地相信美国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制度某些方面亲不令人满意。……有的高中毕业生，阅读能力却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美国孩子从小崇尚个性，追求自由，没有“师道尊严”这一类观念，教师在课堂秩序上花的时间远远多于中国教师，班上学生多一点，老师就力不从心。” [12]

建国以来，在我国教育歧视已基本不复存在，但是，除历史原因形成的发展差距之外，制度性原因造成的教育不公平还显著存在，并呈日益严重的趋势。如教育公共政策采取“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全国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标准；资源配置失衡，缺乏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一地区内又层层设置重点学校制度，人为地造成一大批薄弱学校，而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这些都只有利于发达地区和城镇学生的升学。另外，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阶层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再加上教育腐败如“条子生”、“缴费生”的存在，导致弱势群体的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因此，未来教育发展要把加快发展与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与调整学科结构、巩固和提高质量紧密结合起来；把国内的教育改革与国外教育发展的趋势合理的结合起来。把教育发展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教育自身才会有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6、确立正确的教育评价标准，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估机制。

教育评价观是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观和评估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改革行动和教育发展局面。近年来我国教育快速发展，但对于什么是最优的教育、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发展状态，似乎思考得太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的问题是教育缺乏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估机制。一些地区教育形象工程建设不断，区域教育协调较差；有的学校只顾“硬件”忽视“软件”，学校建设富丽堂皇，教育教学却依旧如故，只管“高收费”不管高质量；有的高校忙于上专业、上学位点，却虚于相应的建设和投入，或者滥发文凭、学位；教学考核上，只重及格率、升学率，轻视育人；学生评价上，只重分数，忽于品行。我们认为评价教育发展最高的标准，就是看教育能否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民主；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估制度，如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标准（包括师资、校舍、仪器、设施、设备、生均经费、师生比例等），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标准和制度，义务教育发展国家基准，基础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学校办学效益评估标准，学生发展评价标准等等。现有的评价，一是价值取向单一，评价标准缺乏多元；二是评价由行政部门主持，自上而下进行，教育行政机构集“唱戏”、“评戏”于一身。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方面要建立与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加强教育行政督导之外；另一方面，要跳出教育评教育，就是要建立民间的教育评价中介组织，由教育界外人士评价教育、评估学校的办学质量水平。尤其要鼓励大众媒体、网络、社区的民间评价。